“我们上大学时,看到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有新书上市都很激动,是真的会省下饭钱去买。”8月15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000种在上海书展首发。在首发式上,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知名历史学家陈恒感慨。
对中国学者而言,“汉译名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汉译名著”出版始于20世纪50年代,自1981年开始结辑出版,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对奠基我国学术、开启新学科领域、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汉译名著”为中国读书界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成为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基本用书,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基本读物。它标志性的鲜艳书脊按学科门类划分颜色,排列在书架上宛如一面彩虹墙,是许多读者心中难以磨灭的风景。
“汉译名著”2009年出版400种,2017年出版至700种,2024年“汉译名著”出版至1000种。学科门类涵盖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历史、地理、经济、管理、语言、艺术等,许多书的作者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被誉为“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
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知名法学家何勤华教授认为,“汉译名著”在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荟萃了世界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本学科出发,何勤华做过统计,“汉译名著”中法学部分有100多种,此次“汉译名著”1000种的出版,将更加有力推动中国法学教育和学术研究进程。他也希望未来“汉译名著”加大法学书籍的出版力度。
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敦和讲席教授,知名哲学家孙周兴教授翻译了13种“汉译名著”,为尼采和海德格尔的代表作。从一个译者和学者的角度,他认为要翻译这种学术名著,一定要对这一学术领域有深入研究,“没有深入的研究,便不可能有成熟的翻译,除了力求翻译的字面对应,更要尊重母语学术语境。” 另一方面,翻译是一种精读,这种精读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孙周兴表示,自己翻译的13种“汉译名著”成为了他学术研究和思考的重要背景。
最后,孙周兴认为,未来人工智能或许能取代人从事翻译,但是持续翻译出版世界各国经典著作作为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部分不可或缺,“汉译名著的翻译出版是一项长远持续的工程,无论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我们为‘汉译名著’感到骄傲!” 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知名历史学家陈恒教授认为,名著的优点在于从中可以发现人们形成鉴赏、审美与质朴的基本价值与核心概念。大型丛书具有全面、系统、权威、可靠等特性,就此意义而言,“汉译名著”是一种教育资源,在文化传承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汉译名著”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在知外能力建设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汉译名著”是一部简明的域外学术思想史,可以比对我们文化的长与短,让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域外文明。任何经典丛书的本身都是创造经典的手段,亦是知识民主化,从而丰富自身的文化的过程。因此,“汉译名著”的建设过程亦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汉译名著”已成为方便学习的宝库、智力参与的象征、文化繁荣的基石。
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党委书记顾青表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000种,充分体现了几代学人、翻译家和出版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自立自强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为外来文化本土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优质的文化基础,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进入新时代以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继续以加强文明交流,促进文明互鉴为总体指引,不断与时俱进,完善汉译名著学科体系,关注全球各个国家文化和各种文明在世界历史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卓越贡献。
“‘汉译名著’1000种的出版,是一个新的开始。商务印书馆愿意和学界同仁一起,继续做好‘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选题和出版,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懈努力。”顾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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